请印光大师开示：念佛何成修行的首选？

大觉者参访印光大师悟道： 念佛最重要

大醒法师（1899-1952），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二十三岁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其皈依佛门与印光大师有不解之缘。

民国十一年（1922 年）秋天，著名记者高公振先生的父亲去世，被绞死，当时尚未出家的袁姓青年前去祭奠，在高府大厅的众多挽联中，他发现了一封僧人的唁电。这封信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一是因为这封信装裱得既精致又摆放在客厅中央最显眼的地方，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很古拙，尤其是信末的 "常愧和尚 "三字更是不同寻常。当时，袁先生读了这封信的内容，不知不觉中诱发了走上出家之路的念头。

十二年初春，袁先生上海，常去戈公振先生处走动。 袁先生知道戈先生当时正烦恼着，便猜想一串念珠或许能解决他的烦恼。有一次，袁先生和戈公振谈起常惭和尚，他说："戈公振先生，我的性格，我所处的环境，我出家是最好的。况且，我的心境与一般青年不同，现在，什么都觉得苦，您能不能介绍我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呢？" 龚真默默地笑着回答他："出家是好事，不过听说印光法师不收弟子，等过两年吧，将来我们一起去出家！" 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交替拿着那串念珠，有意无意地用手指捻着。两天后，袁先生在果公振先生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印光法师文钞》。两天后，果先生请袁先生在四川路青年会吃饭，向袁先生解释说，他的好友（绍嘉）一天写两封信，请袁先生回乡帮他当高级教员。当晚，袁先生乘船回乡，高公治后来，袁先生读了憨山大师的《梦游集》，萌发了出家的念头，于是于1924年依扬州天宁寺大醒法师剃度出家。经过两年的学习，知道了一些学做家行的事情。比如，参访善知识是出家人非常必要的事情之一，因为多参访大善知识，可以多知道一些修行和学习的方法。而被称为大善知识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即一定要自力更生。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大醒法师在金陵寺挂单时，听人说印光大师已由普陀山到了上海，便派人到上海拜访这位真正 "渴求已久 "的大善知识。

时值仲春天气，大醒法师一路走来，身上颇有暖意。经爱文义路查询到陈家榜太平寺，下午三点左右，从佛光山繁华的人流中步入一进前楼的印光法师家，他把名片递给服务员告知到 "静室 "中。瞬间，儒雅端庄的印光大师出现了。问好鞠躬后，他在大师对面坐下，大师说了几句赞叹的话，然后大师接过话头，开始批评大勇和显印两位大师不修密宗。他说：我国佛教，法门齐全，我国现有禅宗、净土宗和天台、贤首等教法之学，为什么一个也不能学，偏偏要到日本去学密宗。若论交流，先要了解本宗佛法，然后以余力学密宗，补充本宗。所以，先学本门佛法是应该的，不学本门佛法，就是放弃家珍，就是乞讨。老法师这次说，潮州王洪旺是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教其徒。一方面听说日本和尚都是陪老婆吃肉，另一方面、 大醒法师问及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印光大师的意思是，一个人做好了，慢慢去普度众生，不必提出什么 "整顿僧伽制度 "的新招。大寺丛林规模不整，还可以劝，劝不动，就是自己的因果报应了。大醒法师质问："老法师定居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人能被感化的极少，而普陀在香火期中僧人的不良行为也实在太多，老法师为什么不劝劝他们呢？" 老人总是回答说，众生业障深重。随后，大醒法师又问大师对于上海寺把做经忏佛事当成满汉全席的买卖，有何感想？大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这是对一般僧人生活的解脱，其实也是，做老板的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的腰包。印光大师不是看人吗？世间事世间法，他都一窍不通，更何况这件事。不过，老爷子是个大善知识，向来以道德修养为重，不愿意说和尚的过错罢了，只得无奈地一言不发。

大圣法师向大师请教开示，作为一个年轻的出家人，因为学习不适合自己的需要，他打算闭关自修，以读诵藏经为主，辅以晨昏念佛加持，可不可以呢？大师赞成大醒法师闭关自修，但认为读经不必，念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修行人如果没有如愿往生西方的信念，那简直是自寻苦恼，乐堕三途，很是糊涂。大醒法师认为： 如果年轻时不大量阅读佛经，将来拿什么知识来开悟世人，弘法利生呢？比如，老法师没有《印光法师文钞》流传于世，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大师听了还是谆谆善诱开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直截了当、最直截了当的。

那天天气格外暖和，大醒大师和印光大师谈了谈，吃了点茶点，大约一个小时后，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又谈了一个半小时。谈话中间，印光大师说了许多劝诫的话，临别之际，拉着大醒大师的手亲切地再三叮嘱了四句要他念佛号，要有好功夫，在临走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 "你很聪明，不要学大勇，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雨停后，大醒法师告别离去。

几天后，印光大师因三岔河慈幼院事件到南京去，途中还到金陵寺看了大醒法师一次。

约十六年（1927）秋冬之间，大醒法师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印光大师。当时，河南寺庙的财产正被军阀没收变卖，大师见面谈起此事，语气中也流露出些许愤怒的意味。湖南僧尼们受国民党鼓动，也发生了许多看不见的动态，他老人家谈起来也颇为愤慨。不过，老人家与大醒法师这批年轻法师的态度并不一样，他从来没有责怪过僧人自己，总是说僧人不肯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民国十九年（1930 年）夏，大真法师在苏州定光寺闭关数日。此时，印光大师正在建国寺闭关。大醒法师随文涛法师前去参拜。临行前，他料到这次会被老人家训斥。因为他在厦门主编的《现代僧伽》，发行已满两年，估计印光大师总会看到一两卷，如果一看到内容，无疑要被视为革命佛教的重磅炸弹。大觉者在窗户紧闭的房间里见到大师，大师开口便说： "你办 "现代僧伽"，专门骂和尚，不怕造口业吗？你在厦门办的闽南佛学院，都是革命派新和尚，要打倒你，打倒他，连我印光你都得打！" 大醒法师立即申辩："现代僧团不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

从 "骂 "到 "现代佛寺制度是否需要完善"、"年轻僧人是否需要教育"，老法师又不一定固执己见。但又不愿发表意见。最后师父说："你都骂死他们了，他们还是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也无益，徒造口业！" 临行告别时，大师还谆谆告诫： "以后，不要写文章骂人。如果造了业，赶紧忏悔。" 后来，大醒法师为了纪念大师的谆谆教诲，取法名 "僧禅"，并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口业集》。

民国二十年（1931）佛学院放暑假，大醒法师偕日本友人神田慧云先生、福建友人蔡慧诚居士，游江浙佛教名胜，拟访印光大师。至 上海，与李光宇会合。在苏州定光寺住了一夜，第二天，闻涛陪同他们一行四人拜访印光大师。这一次的恣意交谈，与往年并无多大不同，只是大师的脸瘦了些。大师与康达、蔡、李三人谈了约半个小时，并为他们每人写了几句法语，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开示。客房里又来了几位客人，由于时间太短，大醒法师一行匆匆告别，这是他与印光大师的第四次见面。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醒法师与几位同学创办《净土宗月刊》时，曾致函恳请印光大师趁此高龄可以编一部《净土宗书》或《净土百要》，以继灵峰大师《净土十要》之美。师答之意曰 "吾德不及师，净土经典有《十要》可修，何须什么全书、百要？"

以上是道钦法师拜印光大师为师前后的因缘，从中可以看出，道钦法师出家的念头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印光大师的文字而萌发的。通过阅读大师的 "笔记"，很多人对三宝产生了信心，这说明大师的文字对人的诱导和感化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师的文字含义浅显易懂，深入浅出，揭示深刻，具有大慈大悲的真情实感，这就是大师昔日妙语连珠、循循善诱的效果。大醒法师几次受到印光大师的打击，没有误会自己受到印光大师的侮辱，感到非常庆幸。所以，亲近大法师（这是真正的大法师，不是徒有虚名），要有 "难遇 "的思想。大师每见有人来访，都施以凶狠的钳锤，这真是古德的风范，末法时代的佛门又哪里有这样的大宗师！

最后，引用大真法师的话说，印光大师给他的印象是看到了大师在当时年轻一代大师心中的形象和风采：

印光大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首先，在他肃穆的面容上，却可以看出蕴藏着一颗充满慈悲的心。他昔日弘扬净土的宏愿，不仅不是一朝一夕所发，而且有始有终，没有丝毫改变。

其次，无论遇到什么人，要求开示，他只有一个大法给你看，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再者，他见人就 "三十棒才开口"，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正因为如此，他不愧为一代宗师。

其三，他老为自己用心做事，勇猛勤勉。虽然当年高龄，编辑《四大名山山志》时，都是亲自校对，实难胜任，责任感很重，非一般老僧所能企及。

第四，灵岩山，可以说是他昔日的理想丛林，如果山上世代传承的住持，能永久保持那种特殊的家风--印光家风，希望能使印光大师的精神永久存在，坚不可摧。

五、他老人家一生成就的功德庄严，虽然本身有善根功德种子，但如果他没有二三十年的修持和净化功德，即使有智慧和口才，被转化为信徒怎么会有这么一大批。这是一件最值得我们钦佩和赞叹的事情，也足以成为行者的楷模！